从《衢县铜峰杜氏家谱序》略窥余绍宋的史志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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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绍宋(1883—1949),字越园(樾园),浙江龙游县人。是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学者、书画名家。他在方志学、书画理论、目录学、法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。其在方志学、书画理论方面的贡献,尤其令世人瞩目。

余绍宋16岁为诸生,博览群书,尤喜研究史学。当他读到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一书,“始恍然方志为史之要册”,更加增添了对方志学的兴趣。他学习并接受了章学诚的方志学观点并不断超越。1925年,余绍宋纂修完毕《龙游县志》42卷,梁启超先生作序,将此志与乾隆年间进士、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学诚修的志书相比较,褒扬此志“其长有十”,即余志有十个方面比章志高出一筹。1934年,余绍宋重修《龙游高阶余氏家谱》。1943年担任浙江省通志馆馆长,历时六年完成了《重修浙江省通志初稿》125册。余绍宋在方志学方面的造诣和贡献为现代方志学家所公认,他被认为是继章学诚之后将中国方志学更推进一步的重要人物。

从来没有想到,这样一位“学与位俱显,才与艺兼长”的著名方志学家,会和杜泽古镇有什么搭界。然而,不久前,我翻开1946年重修的《铜峰杜氏家乘》第一卷,一篇署名为“龙游余绍宋”的《衢县铜峰杜氏家谱序》的文章赫然在目。

由于史料匮乏,找不到另外版本予以印证,笔者不揣浅陋,试着将原文标点、分段,整理如下:

昔鲁论述有子之言谓: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,鲜。苏明允族谱序则曰:“读我谱者,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。”盖孝弟,为吾人立身之基。欲申孝弟之义,可于家乘体例觇之。祖宗虽远,于其生卒年月、祠墓处所以及婚嫁姓名、派别亲疏,均须记载。其尤详者,则文艺有录,图像有赞,家规有约。俾子孙于其先人,虽相隔千百世,而一览之余,蔼然生慎终追远之思,敦敬宗收族之谊。其关系岂浅鲜哉!

虽然,家谱体例,苟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为之审定,则往往攀附门第,强不亲以为亲。如《五代史》称郭崇韬本山西飞狐人,乃强认陕西华阴郭子仪为其祖考,至于祭墓流涕,闻者笑之。亦有世系不相联属,枝蔓牵引,如宋欧阳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,于王姓既云出王子晋之后,又云出汉王吉之后。曾国藩作《衡阳彭氏谱序》,亦讥其不善阙疑。是则修谱之难,等于修史。秉笔者可不慎欤!

余昔为本族家谱,发凡起例,力矫世俗修谱之非;又曾修《龙游县志》,于氏族一门,亦具体裁,免无征不信之病。具详两书叙例中,颇为世所赞许。

今铜峰杜氏,纂修家乘,乞为弁言。全书虽未见,而其大要,则诰敕有录,艺文有记,图像有赞,家规有约。至于生卒年月,祠墓处所,婚嫁姓氏,派别亲疏等录,均与修谱体例相符。而仕进、荣寿、节孝等编,则言之尤详。是可嘉也。

吾愿杜氏子孙,处此礼教沦胥之际,能以操行立品为先,勿堕其乔木故家之先德。而切戒攀附门第,枝蔓牵引,以树子孙立身之基。则是谱之纂修,为远于流俗而不虚矣。

是为序。

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

国民大会代表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浙江省通志馆馆长

龙游余绍宋敬撰

这篇家谱序言写于1946年,此时余绍宋已经64岁,担任浙江省通志馆馆长。在这篇短文中,余绍宋明确地表达了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家一以贯之的史志观:育人,存史,资政护国。

育人。余绍宋首先引用有子和苏洵的话,认为家谱可以“申孝弟之义”,能起到“以树子孙立身之基”的作用。

家谱的育人功能,不仅体现在培养子孙的忠孝思想上,以使他们“虽相隔千百世,而一览之余,蔼然生慎终追远之思,敦敬宗收族之谊”;更重要的是,通过“家规有约”,起到在平时约束家族成员,使他们“能以操行立品为先”的作用。

存史。余绍宋认为作为“史之流”的方志谱牒,应该由“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为之审定”,才能做到“秉笔直书”、“无征不信”,给后人留下可供借鉴的信史。他批评了两种不良倾向。

其一是“攀附门第,强不亲以为亲”,歪曲历史,徒留笑柄。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:“《五代史》称郭崇韬本山西飞狐人,乃强认陕西华阴郭子仪为祖其祖考”,“至于祭墓流涕,闻者笑之”。

其二是“世系不相联属,枝蔓牵引”。他举了欧阳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中的例子。“于王姓既云出王子晋之后,又云出汉王吉之后”,因而被曾国藩讥为“不善阙疑”。

他又以自己所修《龙游高阶余氏家谱》和《龙游县志》为正面例子,谆谆告诫修谱者“修谱之难,等于修史”。因此,秉笔者必须小心谨慎,“力矫世俗修谱之非”,才能“免无征不信之病”。

接着,作为杰出的方志学家,余绍宋从体例的角度肯定赞扬了《铜峰杜氏家乘》,认为这是一部体例严谨、内容详略得当的家谱,“是可嘉也”。这也可看作是对修谱具有“存史”价值的正面例子的补充。

资政、护国。“家是最小国,国是最大家”。为家族写史、为人民立传,无论是“育人”,还是“存史”,最终的目的都是资政护国。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几千年,华夏版图之所以能够巩固,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文化根基—国有国史,地方有志。炎黄子孙,无论身在何处,都有源可溯,有根可系,有文可证,有据可查,史志可谓功不可没。

在这篇谱序的开篇,余绍宋就强调了养成普通人忠孝思想,“可于家乘体例觇之”。“祖宗虽远,于其生卒年月、祠墓处所以及婚嫁姓名、派别亲疏,均须记载。其尤详者,则文艺有录,图像有赞,家规有约。俾子孙于其先人,虽相隔千百世,而一览之余,蔼然生慎终追远之思,敦敬宗收族之谊”,强调了家谱对于记载地域文化、乡村历史,对于培养人们热爱故乡、慎终追远的重要意义—“其关系岂浅鲜哉!”

正因如此,在这篇谱序结尾—“吾愿杜氏子孙,处此礼教沦胥之际,能以操行立品为先,勿堕其乔木故家之先德。而切戒攀附门第,枝蔓牵引,以树子孙立身之基。则是谱之纂修,为远于流俗而不虚矣”,余绍宋将家谱“育人、存史、资政护国”思想融为一体,殷殷叮嘱杜氏子孙,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(作者系浙江省衢州第三中学 杜洪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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